惠州位于新安江畔,轄歙縣、休寧、祁門、績溪、黟縣、婺源(民國時劃歸江西)?;罩萆铰菲閸?,陸路出行不便。只有新安江黃金水道才能暢通無阻,然后流到錢塘江再入海。惠州人口多,土地貧瘠,自然條件惡劣。外出經商成為徽州代代相傳的習俗,以至于“十(三分)人服農,十(七分)人服賈”。他們縱橫南北,甚至在偏僻的村落和僻靜的村落里,也有很多人在徽州做生意。正如胡適所說:“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徽州人,那地方就只是一個村落。徽州人遷入后,開始開店,然后逐漸擴大,把一個小村莊變成了一個小鎮。”
發芽和生長三國時期,吳國在長江以東,長江流域的商業活動一直很繁榮。東晉建康(今南京)建都,中原大部分資產南移,經濟活動中心由北向南轉移。經濟生產和物質生活的需要刺激了江浙皖各大城市的商業活動。早在隋代,宣城、毗陵(今常州)、吳軍(今蘇州)、惠濟(今紹興)、余杭、東陽等地就已經是商人集中的繁華市區。這些地區圍繞著徽州,商業活動引發了徽州與鄰近地區的物資交流。東晉徽商乘勢而上,異軍突起。唐代,徽州土特產豐富。除了竹子、木頭、瓷土和漆器,茶葉還分布在中國各地,甚至漂洋過海運往國外。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中寫道:
"誰知他先得了錢財,竟忘了他,一個月前便去浮梁買茶去了."這里的浮梁包括祁門西南鄉。唐憲通三年(862),徐州司馬張圖在《新建祁門縣長門溪志》中說,徽州“山多田少”,“山上種茶,山中人“七八人從事茶”,“賜衣食,納賦稅,靠齊此茶”。但是,每當茶葉上市,賈科都在談論,比各方都多。每年二三月,銀銀尋市,送貨給他的人都是摩肩接踵而來?!?/p>
徽墨和佘艷是徽州最好的兩個?;漳翘瞥┠觋烁缸邮讋摰?。南唐皇后李煜為褒揚惠墨,封晁父子為“墨官”,賜姓李?;罩菝磕瓯仨毨U納一千斤龍鳳墨。歙硯產于婺源衛龍,故名衛龍硯。蘇軾《龍尾硯之歌》贊曰:“看龍尾之石,玉、德、金音皆在石中。”五代時,績溪出產的龍須紙潔白光滑,也是徽州名產。南唐皇后李煜收藏于誠心堂書館,故名“誠心堂紙”。據《顏譜》云,李漁集徽墨、佘艷、誠信堂紙“三者為天下第一”[S2/]。這些文化產品不僅被達官貴人收藏,也受到廣大文人墨客的喜愛。市場廣闊,需求相當大,利潤相當豐厚?;丈滩挥米约捍虬路湍苜u到很遠的市場。
南宋時,高宗皇帝趙建都臨安(今杭州)。雖然也是城鎮,但可以作為京都,有些狹隘。歷朝歷代都崇拜皇室風格。趙構初遷臨安時,大興土木,修建宮殿、殿堂,僅皇家園林就有40多座。世上好的東西在來世會是壞的。南宋官員紛紛效仿,一個個在西湖上建亭自娛,造舟造船,其樂融融。一時間,在杭州城“滿城珠珠,戶戶羅綺”[S2/],在西湖“山外青山外樓”[S2/]。宮殿、寺廟的建造離不開竹木漆原料,而徽州盛產這些原料?;罩萑税堰@些原料從新安江泛濫到杭州,于是竹、漆的運銷就多了三倍的利潤。杭州也是“閩粵商”的聚集地。徽商將土特產賣給福建、廣東的商人,再轉運到內地。稍微周轉一下,富商大家應該就誕生了。這樣的暴富自然刺激更多的徽州人去經商。唐宋時期,徽商并不像東晉那樣稚嫩弱小,只是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。
明朝成化年間(1465-1487年),唐憲宗朱見深頒布法令,修改鹽法,將商人向邊塞運糧換鹽,允許在指定地區出售的制度,改為商人在產鹽地區收糧贈鹽,聽其自由出售的制度。重要的產鹽區淮北、浙江是鹽商中心,山西、陜西商人互不相識,難以與徽商抗衡?;丈陶抢昧诉@一點,把重心轉移到了鹽務經營上,在中國的商圈里飛來飛去。
因此,鹽業管理成為徽商的重頭戲,五行八工也興盛起來。墨商和茶商大多在外地設立墨村和茶館。書商開書店。此外,徽州的一些商人還出售棉布、絲綢、米粒、紙張、瓷器等。,有的則遠至遼陽賣人參、貂皮,兩廣賣珍珠、香菜等。他們的活動也擴展到國外。明嘉靖年間,徽商徐嵐、知望不僅與日本、暹羅(泰國)和東南亞各國有商業往來,而且其商業活動遠至葡萄牙??傊丈潭际歉闶裁茨苜嶅X,哪里能盈利的。
徽商從小生意發家致富后,或幾個人合伙經營,或單獨經營,開設銀行、典當,獲取暴利。據《明神宗》記載“今徽商遍江北”,河南有“二一三”。清代修復
《歙縣志》說:“淮河、淮河八商總占第四。”徽商可分為尚家、鐘家、蕭家,百萬為商,二十萬至三十萬為鐘,其余為從。鹽商資本最雄厚,有幾千萬的,也有幾百萬的。
并非所有的徽商都主要從事販運,也從事一些生產活動。比如鄭天鎖、朱之湛在福建開采鐵礦,阮碧在蕪湖開染紙廠,在江浙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、山東等地打工,在芳村做曲耕田。銷售范圍從“徐丕到京城”。他們雇傭了許多家庭傭工,其生產規模采取了手工業作坊的形式,集工業和商業活動于一體。
惠州人大多以經商為職業。在徽商時代,十個徽州男人中有七個外出經商,鼎盛時期甚至更多。明朝萬歷年間,徽商王珂在河南開了213家當鋪?;丈套阚E遍布中國,北至幽燕、遼東,西至云貴,東南遠涉海外,可謂“賈人遍天下”。
明清時期,徽州盛產江南。迫于生計,一些文人涌入徽州?;丈谈接癸L雅,以這些文人為食客。劇作家湯顯祖這樣感嘆:“如果你想知道黃金和白銀,你必須去黃白旅行。我這輩子都沒夢到過惠州。“金錢與上帝對話,徽商也用金錢和貴重物品為權貴買單。
徽商經商之道好,商業利潤高,必然以稅收、捐納等各種形式給予朝廷。
明朝中后期以來,在淮陽經商的徽州人也把這里當成了第二故鄉,開始在這里籌集資金。明代王世貞說:“一般來說,人在城中十三,天下聚十七,所以十一在內,十九在外。”他們將十分之九的資金投資于海外華人住宅。毫不夸張地說,淮陽等地前[/k0/]時期的經濟文化繁榮,就是建立在如此豐厚的財富之上的。
明朝嘉靖三十四年(1555年),日軍入侵揚州,近200名鹽商被劫被燒。知府向鹽商借了三萬兩銀子,在舊城外建新城。新城建成后,房子很多。
明朝萬歷年間,揚州鹽商數百家,總資本3200多萬。不夸張的說“揚州富甲天下”。
儀征是淮南的鹽運中心。意大利著名旅行家凱爾·波羅指出:“從這里出口的鹽足以供應所有鄰近省份??珊箯倪@種海鹽中獲得的稅收數額令人難以置信?!?strong>鹽業貿易的發展極大地刺激了城鎮的建設。清初的儀征“以路接朱熹(即揚州),以路接天津、揚子江,談客、評客,流行繁榮,源遠流長”。清代袁枚曾吹噓儀征繁華風光:“過了揚州,水就清了,鹽船簇成夕陽。河聲漸遠,城聲近,又是一個小富縣?!?/p>
漢口素有“九省通衢”之稱,徽商更是將其視為“集貨買貨天下第一大碼頭”?;窗阐}河橫跨六七省,鹽港多在湖廣,漢口是淮安鹽轉運港的最大樞紐。鹽商和云頂就住在這里,在當時漢口的數百個行業中,淮鹽生意是大頭。
早在康熙初年,漢口就修建了新安會館和新安巷。漢口作為徽商的聚居地,也因此成為繁華的市區。
凡是徽商聚居的地方,哪怕是沿?;牡鼗蜣r村荒野,只要他們聚集在一起,只要有鹽場辦事處,就能有市場,經濟就會發展,文化就會振興,就會有“煙火萬丈,商賈云集”。
自古重農輕商,從管仲提出士、農、工、商的階級劃分開始,這種高低貴賤的排名幾千年來幾乎沒有變化。大亨大甲雖然極其富有,但仍排在第四位,仍被視為暴發戶。這種價值取向的陰影一直在徽商內心深處揮之不去,成為一種反作用力,刺激著徽商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自我,展示自尊,以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。這種方式是要花很多錢的,流傳出去,有文獻記載徽商的奢靡之風:
“衣服房子,極盡奢華的吃喝器皿,備工巧雅,歌舞升平,聚會玩樂,幾乎不要錢和珍珠,視為泥沙甚至兇仆奴仆,吃住,與做官一樣,越是客氣有罪,越是不檢點。驕奢淫逸,習氣成風。鹽商遍地,尤以淮、揚為甚。”
徽商附庸風雅,招名牌,開影院。由此,揚州成為了昆曲的第二故鄉。清朝順治皇帝、康熙皇帝、乾隆皇帝都是戲迷,每次到南方揚州,都要請歌,欣賞昆曲?;丈桃才囵B了自己對戲曲的興趣,紛紛延攬蘇州名演員,組建私人戲班,使蘇州、揚州成為戲曲中心城市。甚至有“蘇班名劇云集淮陽”、“老昆肖丹盡在東吳”的說法。
徽商不僅舍得花重金在昆曲戲班上,而且不惜花錢建園,受到名醫的青睞。康熙乾隆南巡,吸引徽商建園,一大批新穎園林拔地而起。
徽商的繁榮完全依賴于兩地食鹽的運銷。[/s2/]徽商的衰落始于淮鹽運銷方式的改變。清道光十一年(1831年),兩江總督陶澍革除淮鹽弊端,改運銷制為官商專銷制。票辦鹽法是指政府在鹽場設局征稅。凡是足額繳納鹽稅的人,都可以獲得運輸食鹽的票證,銷往全國各地。
鹽政新法改定后的六年間(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),不僅消除了鹽商所欠的數千萬銀票,還增加了朝廷數千萬的財政收入。這筆巨款是鹽商在正常利潤之外,相互勾結,共同欺詐的結果。陶澍的改革遭到朝廷內外的反對,因為它直接危及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,動搖了徽商在淮鹽運銷中的壟斷權。
以揚州為例,徽州鹽商炫富高歌猛進,爭奇斗艷,修建各種華麗的亭臺樓閣。
太平天國時期,徽州是太平軍的活動中心,當然也成為清軍鎮壓太平軍的主戰場。戰亂頻仍,兵荒馬亂?;丈虒Υ松罡胁话?。先是當地的地主武裝團搜刮捐款,然后曾國藩親自督祁門,明火執仗,對徽州府進行掠奪。清軍燒殺擄掠徽州,留下了遍地的富庶徽州尸骸和一片市井蘆笙?;丈淘谌肆?、物力、財力上慘遭滅頂之災,元氣大傷。
鴉片戰爭后,外國資本對中國的經濟滲透,使徽商遭遇強勁對手?;丈淘谑⊥饨洜I的銀行不是洋商的對手。西方國家生產的產品廉價、方便、耐用,逐漸取代徽商生產的布匹、紙張等產品。就連唯一的毛筆,徽墨硯也幾乎被鋼筆擠出市場。
外商的活躍和洋貨的傾銷使徽商不堪一擊。當年的風光已經成為過去,最后他們別無選擇,只能淡出商業舞臺。
摘要徽商從萌芽到衰落,經歷了一千年的漫長時期。在這樣漫長的日子里,他們背負著一代又一代的重擔,背井離鄉,爬山涉水,為了利益的爭奪,做好了吃苦的準備。徽商雖已成為歷史,卻在中國經濟發展史上寫下了不可磨滅的悲壯篇章。他們聰明、勇敢、勤勞、節儉的傳統美德給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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