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篇研究目前師生關系的新聞文章，分析了個別師生關系甚至家校關系變得功利化、冷漠化的表現，提出了很多問題，其中一個問題需要研究，就是老師能不能做微信生意。(趙巖都市報今日14版報道)

幾乎所有的家長都反對老師能不能做微信生意。老師不應該是微信生意。做微信生意有個特點，就是要隨時和客戶保持聯系，回答他們的問題，特別費時間，費精力，費心思。如果一個老師在教學的時候一直收發微信，會對教學產生什么影響？即使是工作之余花時間做微信業務，也會牽扯大量精力，影響備課。

另外，如果父母成為微信群里的經營對象，會不會出現權力尋租？老師以購買商品的多少作為判斷師生關系的標準。有些家長和孩子為了和老師走得更近，買得更多。那些買的少的家長和孩子會受到冷遇嗎？那么，師生關系不就是一種“交易型關系”嗎？

但問題是，關于老師是否可以做微信生意，法律法規并沒有明確的說法，甚至教育主管部門也沒有明確的禁止。我們找不到這些信息。今年全國兩會期間，教育部部長陳寶生要求“教師要完全按照教學大綱講課，絕不允許不講課就講課，甚至鼓勵和引導學生參加培訓”，但部長并沒有禁止教師做微信業務的發言。

正是由于缺乏明確的規定，媒體在討論教師不應做微信生意時引用了這樣一個依據:中央紀委《關于禁止公職人員從事營利性活動的相關規定及解釋》附件認為，教師也是公職人員，《解釋》對公職人員能否利用互聯網開淘寶店、微店賣東西的問題給予了否定的回答。當然，按照中紀委的規定來要求老師是可以的，但我總覺得還是明確禁止老師做微信業務的要求好，而不是靠“推論”。

輿論在討論中還舉了一個例子:全國各省市都明令禁止教師買賣微信業務。2017年，福建省晉江市教育局下發通知，要求違規從事微信業務等營利性活動的教職工及時糾正整改，不整改的將被查處。顯然，福建省的例子畢竟不具有普遍的權威意義，更多的省市也沒有明令禁止。我們做什么呢所以還是應該由教育部來做。

教育部規定教師不準辦補習班，不準搞有償家教，不準收紅包，但沒有規定不準做微信生意。當然，微信業務是新生事物，過去的禁令沒有涉及也無可厚非。但是現在微信業務已經非常普及了，老師的微信業務對教育的影響也經過了實踐的檢驗。法律法規應該跟上形勢的發展，而不是過分滯后。

(趙巖都市報尹國安)